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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曹操为何一生都不敢称皇帝?   

2017-03-23 08:37:10|  分类: 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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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,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,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,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。董卓死后,曹操接受荀彧、程昱所议,于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迎接汉献帝至许昌,开始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历史,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,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。依靠天子这张王牌,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,从此他挫袁绍、平吕布,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,官拜丞相,封魏王,成就了一番霸业,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

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,一部《三国演义》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,而且影响深远。相比之下,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“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” 来形容更显客观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、刀光剑影,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,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。然而,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:此时的曹操,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,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,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,也就是从公元196年“挟天子”直到公元220年去世,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?推究起来,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:

第一,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。东汉末年,汉室衰微,天下大乱,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,儒家文化的忠、孝、仁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,何进、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。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,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,在他争夺权力、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,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,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,取得道义上的支持。曹操平定董卓、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,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,登上皇帝宝座,那他跟董卓、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?董卓、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,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,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,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。

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,但天子权力被架空,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。孙权、刘备早已唾骂他“名为汉相,实为汉贼”,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,因为当时天下分裂,群雄并起,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,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,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,那可是有口难辩、影响深远的。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。据《魏氏春秋》记载,夏侯敦曾对曹操说:“天下咸知汉祚已尽,异代方起。自古已来,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,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,功德著于黎庶,为天下所依归,应天顺民,复何疑哉!”王曰:“‘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’。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 由此可见,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,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,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!

曹操在《述志令》中进一步明示:“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,以其兵势广大,犹能奉事周室也。”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“春秋五霸”的霸主,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,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。言外之意,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,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,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,尽管他势力非常大,但他决无二心,他并不是想篡汉的“奸雄”,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“能臣”。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,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,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。

第二,从当时形势来看,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。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,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,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、西南虎视眈眈,国家还未统一,天下并不太平。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贸然称帝,势必成为众矢之的,让刘备、孙权抓住把柄,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,这样,他 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,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,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。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,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,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,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,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,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。

但是,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,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,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219年),孙权上书给曹操,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,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,笑说:“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!”也就是说,一旦自己称帝,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,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。曹操清楚: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,谁也奈何不了他,谁也动不了他,否则便是自取灭亡。曹操被封为魏公、魏王之后,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,都得不到好下场,就证实了这一点。

第三,曹操坚持实用主义,并不看重虚名。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、雄心勃勃的人,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,然而生逢乱世、朝政废弛,才华得不到发挥,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。他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统一天下,安邦定国,其他的都是手段,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,什么方法都可以用。选择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,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。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,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,唯才是举,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,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。

这种讲究实际、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。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,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,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。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,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,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,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,魏郡也是最大的郡。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,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,乘坐专门的金银车,套六马。至此,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,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,此时,陈群、桓阶、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,然而曹操不为所动,坚持不做皇帝。

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,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,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,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,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,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,何必去计较“皇帝”这个称号呢?汉献帝刘协倒有“皇帝”的名号,可又有什么用呢?曹操在《述志令》中说:“身为宰相,人臣之贵已极,意望已过矣!”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,已经非常满足了。成为事实上的皇帝,曹操当然满足了,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,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,那样反而会让刘备、孙权抓住把柄,陷于被动,实在是没有必要!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,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,所以曹操说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!”后来的历史也证明,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。

总之,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,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,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,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,既让刘备、孙权抓不住把柄,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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