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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房掌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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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揭秘汪精卫五个子女的人生结局  

2015-07-31 09:01:31|  分类: 当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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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离纽约不远,一个林木扶疏的老人公寓里,住着一对华人夫妇。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,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: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。

   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,除了第五个夭折,其余都很长寿。这些子女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,讳莫如深,唯一肯谈家族掌故和个人身世的,只有汪文惺夫妇。因为住得不远,笔者曾多次登门拜访,听他们细述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国风云。

     汪文惺老人已经95岁了,她出生在法国。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与陈璧君结了婚。他不肯当官,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,夫妇俩与几个反清生死之交一起到法国留学,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,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,即汪文惺。

     汪文惺是个早产儿,生下来只重三磅(约合1.3公斤),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。后来,汪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,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,看护女儿的责任,就交给了和汪精卫夫妇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瑛、曾醒。

     汪精卫最信任的人,就是方君瑛、曾醒这几位。方君瑛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,曾醒是方君瑛四哥的遗孀,在日本留学时,参加了同盟会。他们三家关系密切。汪精卫长子名为“文婴”,就是为纪念方君瑛(婴、瑛同音),而汪文惺的得名,则是为纪念曾醒(惺、醒同音)。

     在他们的照顾下,汪文惺不仅没有夭折,后来还出奇地长寿,迄今身体健康,拄着拐杖到处走,经常出现在华人社区的各种讲座、展览上,随身的提包里总是放着一本《红楼梦》。她的性格很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,年过八旬时居然还敢骑马。比她小一岁的丈夫何孟恒,本来身体更好,直到92岁,才在晚辈的苦苦相劝甚至软硬兼施下,放弃了自己开车。今年因为胃部动了手术,才不得已坐上了轮椅。

    1931年,日本发动“九· 一八”事变,警醒了全国人民,尤其是热血学生。十几岁的汪文惺,正在江苏无锡念书,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,高呼口号,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,要求抗日,要求惩治卖国贼。她懵懵懂懂,并未意识到自己怒火的对象,也包括自己的父亲——汪精卫那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。

     1934年,汪文惺和何孟恒订婚,1939年两人正式结婚。抗战胜利后,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0多个春秋,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。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,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、抽条、开花,他有足够的本事。他俩回忆起那一段芬芳四溢的日子,还一个劲地乐。

    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,最初,汪文惺在家相夫教女,帮着料理农场事务。直到第二个女儿大点了,才出去学缝纫——这倒符合古话所说“男耕女织”的境界。然而,现实严峻:农场连年亏本,只好卖掉。何孟恒在小学教过英文,到香港人口登记局当过办理补领身份证的小职员,晚上则翻译英文小说赚几文稿费,还曾失业了10个月;汪文惺后来毕业于香港教育司教育训练班,在多所私立、公立小学任教,1970年退休。

    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,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,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,才算安稳下来。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,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、就业、成家,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,一晃已20多年。

   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

   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,忽而上台,忽而下野,忽而远遁,忽而归来,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。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、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、翻覆突变。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,就是搜集、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。他们认为,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,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,因其晚年行径“国人皆曰可杀”,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、牵涉的重要人物,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,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“禁区”,没有得到深入研究。作为汪精卫的后辈,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,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。在汪文惺帮助下,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,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着手稿。

    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,他俩没有职务,回忆能够更超脱、客观;而比起弟弟妹妹,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,史料更丰富。

    老两口首先谈到“刺杀”:“人们都知道,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‘不解之缘’。第一次是1910年,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,结果被捕,差点丢了性命,在狱中写出那首‘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’。那时,我们还没有出世。但是第二次,我们就赶上了。”

    1935年11月1日,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,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,秩序混乱。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,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。汪精卫觉得一、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,便参加了。合影刚完,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,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,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,一弹贯通左臂,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、七胸脊柱骨——就是这颗子弹,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,时时发炎,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 枪声一响,众人慌忙躲避,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,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。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,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:“蒋先生,你不叫兆铭(汪的本名)干就讲明好了,何必下此毒手?”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。

    经查明,刺客名叫孙凤鸣,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,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“卖国祸首”蒋介石。没想到蒋没露面,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。

   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,汪遇刺,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。何回忆:“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,虽然血肉模糊,但神智清醒。他用广东话说:‘阿杰(何的小名),不要怕,我没事,他们打不死我。’”汪精卫伤势严重,何孟恒就成了陪护,一到周末下课,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。

    我问:“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?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!”

    两位老人说:“是啊,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。不过,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——救命归救命,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。”

    “河内刺汪”疑点重重

   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,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。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。

    1938年12月,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、何孟恒等人,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,经昆明到越南河内。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,希望他远去欧洲;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。那天深夜,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,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,用斧头劈开房门,向室内扫射。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,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。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,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。

    这次海外行刺,国内有过很多报道,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。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,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,而有史料却说:“自动枪猛烈扫射,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,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。”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,但公认:刺客之所以失误,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,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,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。

    没想到,这种“公认”遭到了汪文惺夫妇的断然否定。

    史料上说他们住的是“高朗街27号”,但何孟恒指出,他们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——是两个相邻、每层彼此相通的三层洋房。当年,汪精卫搬过几个住处后来到这里,汪文惺与何孟恒也是在这所洋楼结的婚。二老拿出他们画的住房格局示意图: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、饭厅,住着亲戚、司机、卫士、厨师等十多人;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,是整个洋楼最整齐的一间,原打算当作新房,摆着新家具;后房住着孙中山已故助手朱执信的女儿和曾仲鸣夫妇的长子。25号三楼临街的前房,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,后房住着正度蜜月的汪文惺夫妇。

    我追问:“汪精卫夫妇没有住过你们说的‘最整齐’的27号三楼前房?”

    他们异口同声:“没有,他们从来没有在27号三楼前房住,搬进来后一直住25号三楼前房,从未移动。汪精卫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。”我又问:“曾仲鸣夫妇住进来之前,这间房没人住?”他们说:“没人住,只用来见客而已。”

    这让笔者不解,有史料记载,当时的刺杀行动组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,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。“那么刺客从外面监视,应该看得见这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房?”我问。二老回答:“这栋洋楼的前面没有楼房,相邻楼房是在右侧,如果他们从那里观察,只能从侧面看见27号前面这间房。”

    他们回忆:1939年3月20日晚,大家11点左右回房就寝。没多会儿,就被“砰砰砰”的声响惊醒。何孟恒起床走出房门,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。

    何孟恒感觉不对,朝岳父轻声说:“回房,不要出来,我去看看。”他把妻子也推进岳父岳母的房间。

    何孟恒没穿鞋,走起路来无声无息。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,“砰砰”声又起,他确信无疑:是枪声!往下望,见走廊灯亮着,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出一只手,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,一下把灯全关了。何孟恒一怔,马上缩身回到25号前房,关紧房门,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。

    屋外枪声大作,夹杂着脚步声、敲击声。何孟恒悄悄走近阳台张望,看见对面十字路口街灯下有一人正向这边跑来,他立刻闪避,以免被发现。一会儿,没动静了,何孟恒再出门探视。他推开27号前房的门,来到床边,一伸手就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鲜血……

    两位老人后来拼合出事情的轮廓:“估计三四名刺客从后院越墙进入,一名卫士闻声出来看,遭到枪击;另一个跟出来的随从,俯身躲在汽车后面,也被扫射;刺客上二楼,用手电照到有人出房门关电灯,立即就是一排枪;三楼曾仲鸣和朱执信的女儿出来看,刺客已逼近,他们急忙一起退进前房(即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),锁上房门。刺客用利斧将门扇劈开一个洞,把枪伸进去扫射。朱执信的女儿蜷在门侧死角,逃过一劫,子弹都打在了曾、方身上。刺客原路撤离,丢下胶鞋、手套和两排未用过的子弹。”

    “汪精卫不是有卫士吗?你们没有武器?”我问。何孟恒回答:“手无寸铁。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,法国当局说,除了法国人,谁都不允许有枪。”

    汪文惺夫妇说:“曾仲鸣代汪精卫而死,这件事对汪的震撼很大。曾一直称汪精卫为‘四哥’,两人亦师亦友。他16岁随汪精卫赴法国留学,在国民党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,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、铁道部次长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。

    何孟恒说,很多问题难以解释:“国民党一号人物派人出国暗杀二号人物,任务非同小可,应该志在必得。派来的据说是复兴社的高手,潜伏、监视多日,却组织得一塌糊涂,破绽百出。他们买了汽车在门口过去过来地观察,却不买望远镜,根本没有弄清我们各人的住处,连我们不只住在27号都一无所知。”

    何孟恒还指出,陈恭澍明知道行动组成员唐英杰,此前被派到天津就闹过笑话,却将成败攸关的侦查任务交给他。行动失败,陈恭澍声称做好了“交付军法审判”的思想准备,然而回到重庆,失误却“一风吹”,照样受到军统重用。

    五子女的下落

    汪文惺夫妇还向笔者谈了很多内情:关于汪精卫出走重庆的经过,关于汪精卫之死的细节,关于汪精卫许多诗词的写作缘起……最为重要的,是他们订正了汪精卫五个子女的准确信息,以廓清时下种种失真的传言:

    长子汪文婴,1913年出生。曾留德学习政治经济,后在汪政权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担任军需处长。现居美国加州。

    长女汪文惺,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,曾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。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。

    次女汪文彬,1920年出生。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,后在印尼隐居当修女。

    三女汪文恂,1922年出生。早年为父亲整理文稿,曾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,2002年病故。

    次子汪文悌,1928年出生。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。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,多次应邀回内地开展合作项目。

    笔者在汪文惺寓所墙上,看到一幅两代人合作的字画,汪文惺画了村童牵驴;何孟恒补上了山影树色;而上方,是汪精卫手书一首五言古诗,看似轻松诙谐,却饶有深意:

     “驴为哲学家,负重无不可。四足已蹩(bié xiè),一背仍磊(kē)。怡然逢孺子,引手释所荷。牵曳就刍秣,目动两颐朵。长劳得少息,此乐吾亦颇。泉声如引睡,芳草随所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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