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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房掌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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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揭:蒋经国与杜月笙的生死决斗   

2014-09-01 08:48:00|  分类: 当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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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抗战胜利,上海光复,黄埔一期出身的宣铁吾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。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,杜月笙为拉拢感情,曾设宴为宣饯行;但宣一到上海,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:不搞劫收,整顿风气。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。凡是青红帮门徒,一律不见,一律不用。

宣铁吾这第一炮,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。

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,一个是宣铁吾,另一个是王新衡。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。后来蒋经国到上海,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。

从上可知,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,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。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,而杜月笙这个“水银泻地,无孔不入”的人物,却对蒋经国、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。

杜月笙的触须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、棉纺业、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,但杜的公开身份,始终只是“中汇银行董事长”和“恒社”社长(“恒社”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),此外就是办办“浦东同乡会”、“上海小姐选举”等无聊的事。不过,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,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,却毫无办法。

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

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,为杜门第一红人。早年,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,很得杜的信任。日伪时期,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,一经胜利,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。

杜回上海后,万更红得发紫,一蹴而升为“米业公会理事长”,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。由于法币贬值,物资缺乏,粮价直线上涨,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,骂之为“米蛀虫”,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。在蒋、宣和杜的斗法中,他第一个受到冲击。

1946年7月1日,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。当时工潮、学潮频起,社会局势动荡。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,如不镇压,局面不得平静,于是,就决定拿万墨林开刀。这当然是“杀鸡给猢狲看”,冲着杜月笙来的。

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。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,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。全上海的日报、夜报和小报,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。宣铁吾并招待记者,发表强硬谈话说:“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,囤积居奇,操纵米价,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。”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,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

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,而戴笠已死,自己的靠山不硬,因此,不免忧心忡忡。杜的“智囊团”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,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。

他们利用杜系的“立根”和各同业公会、黄色工会为武器,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,大叫大嚷,说什么米价上涨,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,运不出来,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,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。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,宣称“治乱世用重典,政府为民除害,杀一儆百,责无旁贷”。这样一来,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。杜家在惊恐之后,苦思对策。

他们一方面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,不要再骂“米蛀虫”;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“狱外就医”。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,告诉他,如果拿到病危证明,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。钱能通神,两天以后,医务所果然来了“万墨林病危”报告,请求处理。将万交保就医,要求随传随到。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,他大为震怒,一面斥责不该擅自作主,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。这位所长一口咬定:“万墨林病危,如不就医,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。”

事已至此,宣铁吾也无话可说,只得公布一则新闻“万墨林是交保就医,并非无罪释放”了事。其实,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,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,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,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。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,米价照样狂涨,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。从此,宣、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

1948年5月,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,前线溃不成军,后方动荡不定,蒋介石却仍然挣扎,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,坐镇上海,由宣铁吾配合,希望消灭贪污,稳定物价,安定民心,以利前方。

蒋经国到上海后,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。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,除宣铁吾外,还有王新衡。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、上海市政府参事。蒋经国到上海后,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,一再宣称,要镇压奸商,抑平物价。宣铁吾为了配合,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,专门缉捕奸商;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。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,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,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、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,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。

杜月笙的中汇银行,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。杜看到蒋经国、宣铁吾来势凶猛,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,私自套汇外流。此事被王新衡知道,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。蒋大为震怒,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,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。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,他既和蒋经国莫逆,又不想得罪杜月笙,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,又通风给杜,叫杜注意。这样一来,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。但据我事后所知,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,还是漏夜赶造帐册,化整为零,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,杜维屏被扣,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,杜月笙威风扫地,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。从表面上看,经此一击,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。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,十分得意;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,因为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,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,就只可“雷声大,雨点斜,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。

此外,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:一、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。蒋经国规定,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,全部冻结;商店不得转移,不得拒售,必须开门应市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。奸商囤积居奇,可说无孔不入,光靠军警力量,查不胜查,抄不胜抄,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。未及一月,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。资本家、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,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。

二、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,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,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“杨家将”。所谓“杨家将”,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、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,他们的绰号叫做“场外亨鼠牌”,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“大亨老鼠”。“杨家将”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,因此,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。但不到一月,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,蒋经国自认倒霉,就将“杨家将”交保释放。一场大公案,就此不了了之。

三、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,打击过孔氏豪门的“扬子公司”。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《大众夜报》,以头版头条新闻,揭露“扬子公司”私套外汇的大案,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。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,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,未敢下手。我记得很清楚,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,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。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,因沈阳刚刚解放,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。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。在东平路官邸,蒋介石大发脾气,命令封闭《大众夜报》(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《正言报》),并当面斥责宣铁吾,说宣周围有共产党。其实,在《大众夜报》并无地下党。

 
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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